我们习惯上，根据一件事情的我们看得见的结果，去推算导致这个结果产生的一切驱动因素，选出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件或几件，称之为原因。

实际上，因缘和合，不仅仅是一件事情，或者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能产生我们看得见的那个果。他们合在一起只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而果的产生，是一切因素聚合的结果。

我们看见了这因果，是否就应该设法去促成或者规避这样的结果呢。好的事情是如此，坏的事情，也是如此。我们是否应该设法改变眼看就要向不好的结果发展的事情的走向呢？无能为力，只是我们的借口，先去做，成与不成都有条件。不能因为条件不足而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条件的足与不足，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也只有事情得到了结果的时候，我们才能返回头来判断促成这件事情的结果的条件是否是具足的。

东晋初年，在南方，当士族的文人雅士们聚在一起嗑药、吹牛，曲水流觞喝的酩酊大醉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门阀豪强都学起了魏武，挟天子以令不臣，但最终只掀起了些许风浪，东晋这棵大树却能安然无恙，而且国祚还能延续接近200年；北方，羯族人、匈奴人却在父子兄弟窝里斗，这个窝里斗可不是大打嘴仗而已，而是动了真刀真枪，弑父、杀母、诛妻、灭子，各种戏码轮番上演，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出来，各方势力的地方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将整个长江以北搅得天翻地覆，神州就此陆沉。这种景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出现了好几回。原因何在？就南北方各自而言，原因中相同的部分都是人性使然，即手握利器，杀心自起。那么，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对人性的束缚，文化对一个群体人性的束缚。当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了一个稳定的文化基础，那么即使中间出上一两个不被文化束缚的人，即便是统治阶级，也很难从根本上将整个人和文化构成的文明体系推翻。但另一方面却不一样，当一个群体没有这个文化基础，即使其中的个别人收到过文化的熏陶，那么只可保一时的无虞，当此人已逝，混乱随即便会到来，甚至会到来的更为猛烈。

我们很自然的会像上面那样分析历史。但从地理和群族的角度，将原本交织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人为的给割裂开来，从一个侧面的角度，分析和挖掘历史规律，并不全面，也不客观，得到的结论，自然也不对。本质的原因，是发展了的生产力，在寻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重组的过程，所产生的阵痛，这一痛，就痛了200多年。

西汉初定天下，民心思定，加之铁器农具的使用，人类对长江流域、西域、东夷、巴蜀蛮荒之地的大规模的开发，一个新的盛世崛起于西汉初年的一百多年中。儒家思想的使用和普及并非统治阶级或几个儒生的个人力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到了西汉末年，人口数量已经从刘邦建国时的不足400万增加到近4000万。如何管理这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庞大的群体？儒家的等级体系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时至今日，都是管理一个人口庞大群体的必然选择。汉初七王之乱，让统治阶级看到一个问题，即社会人才应该被笼络到官僚体系中，不能放任到民间。那么，如何选拔这些人才呢？儒家给出的方案是，举孝廉。为什么举孝廉，因为儒家是最孝廉的！就连皇帝的谥号中都会有个孝字，当然皇帝是不必廉的，否则，很难说会出来某个孝廉皇帝。所谓举孝廉，就很难做到社会监督，在咱们普通人看来，自然是兄弟亲戚更孝，更廉的了。于是，门阀士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随着门阀越做越大，整个官僚体系就逐渐封闭起来。读读资治通鉴，这社会上的官职，几乎都被门阀们预定了。贵族体系，和门阀体系，产生了矛盾，有了矛盾怎么样，开打，看看后汉三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一打，就从东汉三国打到东晋乱世。要知道，从西晋末年开始，贵族体系和门阀体系就已经不能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了。那么新的生产力在哪里？它要选什么样的突破点重新建立生产关系？其一，流落到社会群体普通大众中的顶尖智慧，即人才；其二，马镫在西晋时逐渐被大规模应用，骑兵的威力在并不平坦的中原地带彻底的迸发了出来，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们有了占有更大领土，开拓和经营更大疆域的能力，有了能力，野心也随之膨胀了出来。远在北方和西部的匈奴等各部落，因率先掌握了骑兵，而很快控制了中原。直打的贵族、门阀衣冠们南渡避难，从另一方面看，衣冠南渡也并不是完全的避难，在某一方面，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生产力也发展到了开拓更大土地的程度了。

给蛮族这一闹，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就席卷了华夏大地。逼得中华正统文明吸收、借鉴并最终完成改革，到隋唐，就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两汉的新的生产关系。五胡蛮族进而不复存在，并非从生物学角度灭亡了，而是同化到了发展了的中华正统文明里面，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升华和发展。有人总结为这是一个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补充新鲜血液的过程，貌似看到了表象，而不是从根本上解释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实际上，不妨让我们再往更深的层次去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的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过程。远古，部落和群族各有自己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不大，所产物产业不丰富，能够养育的人口不多；部落之间相距很远，相互之间并不是对所占领的土地面积那么的敏感，大部分时间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换种方式来说，相互之间还算彬彬有礼。后来，生产力发展了，地力被激发出来，养育的人口增多了，土地面积对一个部落或者邦国来说，越来越重要的，邦国之间的边界这个时候越来越敏感了，人类进入了春秋时代。土地-人口-赋税-武力-土地，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或者是一个恶性循环，促使着邦国之间相互攻打相互吞并。那么最后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六合？实际上是秦国最先顺应生产力的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就是邦国级别的集权，以及在高于以往数倍的生产效率下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功能。那种在秦国内部延续一百多年的狂热、高效率的运行，它让精英阶层充分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智慧，劳苦大众阶层也在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自己的名或利的所得。最终，秦胜出了，而且它给后世建立了一个郡县制中央集权的新的覆盖整个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甚至到珠江流域的生产关系。

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秦历二世而亡，后被汉室取代。实际上，秦汉本是一回事，而且和周之间，也不能分割开来看。秦末楚汉之争以及那个时间段的诸侯征战，实际上，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汉初七国之乱而已。只不过起因不同，结局不同而已。是贵族社会向士族社会过渡过程中的旧势力的挣扎过程。

因此，看待一件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只看表面，要从事情的本质层面去分析，去观察。只要是物理界的事情，就从物理规律去解释；只要是生物界的事情，就从生存繁衍的角度去看待；只要是人类社会的事情，就从人性角度去观察。历史是冷漠的，人群也是冷漠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不能背着规律行事。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目标，想象一个结果，但不能盲目的认为天然就能得到那个结果，要有相应的达到那个结果的条件，当条件具备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那个结果。因此，我们能做的，就仅有创造那样的条件，或者推动事物向着那个条件的方向前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也不需要去想象什么成功或者失败，因为那不是你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