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一一六三年，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正月，金世宗完颜雍稳定内部，平灭契丹人叛乱，遂对南宋用兵。乃命徒单合喜出兵收复陕西诸州，率军攻打宋军，吴璘因众寡悬殊且无朝廷支援军败。金军乘势复占陕西十六州军。四月，金帅纥石烈志宁率兵十万驻扎河南，向宋廷索取海、泗、唐、邓、商诸州以及岁币，遭到宋孝宗赵眘断然拒绝，并命老相使张浚督师北伐。史说宋孝宗初名赵伯琮，后改名赵瑗，赐名玮，字元永，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高宗赵构养子也。早在三十年前即绍兴二年，当时赵伯琮年仅六岁，便被高宗选中养于宫中，三十四岁方被立为皇子，受封开府仪同三司、宁国军节度使，封建王。绍兴三十二年五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昚。同年宋高宗让位于赵昚，使宋朝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一系。据传赵构早有禅位之意，赵昚流涕坚辞，适逢边事爆发无果。赵昚在即位后次月便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大计。并且接受史浩建议，下诏为岳飞平反冤狱，追复原官，赦还被流放家属。又为被贬主战大臣平反复官，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

海陵王南侵兵败之后，高宗便重新启用废黜近二十年之主战派代表张浚。隆兴元年正月，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金世宗完颜雍闻说宋高宗禅位，孝宗上台，遂遣使渡江祝贺，并与宋讲和。宋孝宗拒绝和议，世宗不悦，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各路金军，对南宋采取以战压和政策。又用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同时致书南宋首相张浚，以战争相威胁。隆兴元年四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下达北伐诏令，隆兴北伐正式开始。张浚奉诏，乃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虹县。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李显忠遂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放弃抵抗，举城以降。邵宏渊则以虹县战功不出于己为耻，对李显忠心怀怨望。李显忠建议乘胜进攻宿州，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率部独自攻克宿州，城破之后，邵宏渊部才投入战斗。攻克宿州令朝廷大受鼓舞，但前线两将矛盾却趋于激化。宋孝宗听闻捷报大喜，诏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使。邵宏渊耻居李显忠之下，向张俊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节制，张浚则迁就邵宏渊要求，使其独自领军。之后李、邵二将在以宿州府库赏军时产生纠纷，宋军皆为骄兵悍将，一经挑唆，人心立刻浮动。与此同时，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渐渐不支。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反对帐下诸将说道：“如此大热天气，摇扇尚嫌不凉，况在烈日下披甲苦战耶！”于是军心立时涣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闲来无事，在营中自为鼓噪喧哗，扬言金军来攻，宋军遂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两千余，终于难阻溃败，遂仰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于是率部撤退。但行未多远，宋军就已全线崩溃，沿途抛刀弃枪，军资器械丧失殆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没有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站住脚跟。宿州旧郡名曰符离，故史称此场溃败为“符离之溃”，是言其兵自溃，而非被敌军战败也。符离之溃对孝宗恢复中原雄心斗志给予重大打击，开始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即降张浚为江淮宣抚使，都督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却又复令主和派汤思退复出，七月使其担任右相，同时主战派大臣张焘、辛次膺、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虽又恢复张俊都督江淮军马职务，但一并采纳汤思退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两国谈判百余日之久，至十一月仲冬，卢仲贤带来金国所提议和条件：金帝与宋帝改为叔侄相称，宋朝归还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岁币。南宋朝臣对战和展开激烈争论，最终孝宗决定议和。十二月，陈伯康因病辞相，汤思退升为左相，张俊为右相。隆兴二年正月，金朝再次来函，但要价太高，口气又大。孝宗在主战派鼓动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示拒绝归还四州，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复令张浚巡视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决一雌雄。汤思退及其同党却攻击张浚“名曰守备，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复信谗言，终于四月召张浚入朝罢相。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至此孝宗完全倒向主和派一方。六月，孝宗命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为知平江府，海、泗两州宋军撤退。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为副。汤思退对军事一窍不通，且与金人暗通，主动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金将仆散忠义挥师南下，轻而易举突破宋军两淮防线。次月楚州、濠州、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孝宗闻说金人贪得无厌，便激愤言道：“有以国毙，也不屈从。”乃罢免汤思退，贬至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惊悸而死。陈伯康再次被任命为左相，主持大局。但宋军一再失利，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与仆散忠义议和。金朝见以战迫和目的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议和。隆兴二年岁末，宋金达成和议：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叛逃者不在其内。隆兴和议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地位有所改善，皇帝不再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但于采石矶会战后所复六州悉数还金，亦可谓宋朝让步至甚也。

隆兴和议之后，赵昚不甘辱，欲要再次北伐。五年之后亦即乾道五年八月，赵昚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筹备北伐。虞允文一面聚集财力、物力、兵力，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建议孝宗佯作议和谈判，以争取备战时间。赵昚乃遣“泛使”不断前赴金国燕京，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礼仪。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且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孝宗每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不似其养父赵构如此受之安然也。乾道六年闰五月，孝宗派范成大使金，提出以上两条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要求，金朝群臣亦皆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终无功而返。宋孝宗见所请不果，又见金世宗君臣如此强硬，自思若再轻启战端并无必胜把握，于是只得如此，遂罢北伐之议。虞允文在相位之时，大力提拔贤良之士，洪适、汪应辰、杨万里、胡铨、周必大、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尽皆入朝，一时人才济济，颇称朝政兴旺。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被授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特进。但虞允文随即请求镇抚四川，以图光复大业。同年秋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孝宗命其再赴四川总理军政事务。淳熙元年六月，虞允文因积劳成疾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孝宗为之辍朝，追赠少师。

隆兴北伐失败后，赵昚内外政策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中外无事、偏安一隅升平景象之中。当时社会民生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政治繁荣。宋孝宗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天下康宁，史称“乾淳之治”。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赵构驾崩于德寿宫中，赵昚失声痛哭，两天不食，又服丧三年，命太子赵惇参预政事。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乃是西元一一八九年二月十八日，宋孝宗赵昚禅位于赵惇，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宫。赵惇即为宋光宗，次年改元绍熙，将为父亲孝宗上尊号为寿皇圣帝。绍熙五年五月初二，赵昚患病，六月初九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群臣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会稽府永阜陵，附祭太庙。

宋光宗赵惇，乃是宋孝宗赵昚第三子，生母成穆皇后郭氏。宋孝宗即位后，拜为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庄文太子逝后，孝宗认为赵惇英武才能似己，想立为太子，但因忌于废长立幼之议，故此迟迟未决。虞允文请求早立皇太子，乃于乾道七年立之。太子妃李凤娘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次女，由术士皇甫坦推荐给高宗，则被聘为皇孙恭王妃。李氏生性嫉妒，常向高宗、孝宗诉说太子身边人是非，遭到两宫太上皇及皇帝训斥。赵惇此前小心翼翼在东宫作了十数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相传之意，终于有些耐不住，于是向孝宗试探道：“儿子胡须已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须之药，却未敢用。”孝宗听出弦外之音，便顺口答道：“有白胡须正好向天下显示老成，要染须药何用！”因光宗先封恭州王，再立为皇太子，终受孝宗禅让即位皇帝，故赐令升恭州为重庆府。乃谓在此地先封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之事也，重庆由此得名。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妒妻，光宗既怕又恨，便却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盥盆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数日之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竟是端盆宫女双手。光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高宗曾赐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宠爱。李后妒火中烧，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所下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竟不敢问。光宗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不请孝宗同游，是谓不可。光宗览奏大怒，恰逢孝宗遣宦官赏赐玉杯，光宗手握不稳，不小心落地打碎。宦官回到重华宫禀报说道：“皇上见太上皇赏赐不悦，将玉杯摔碎。”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至宴时亦不见踪影。重华宫宦官故意放鸡命人擒捉，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以此暗指孝宗寄人篱下，孝宗由此大怒。

光宗宠妃黄氏患病，面黄肌瘦，不思饮食。御医用药，皆不见效。皇帝无奈张榜求医，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说：“只要用冰糖与红果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贵妃按此办法服后，果然如期病愈。后来此方传到民间，百姓串而售卖，便是今日冰糖葫芦也。光宗自体孱弱，即位后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李后，大权旁落。李后并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乃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二十六人，一百七十二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自南宋建立以来从所未有。皇后李氏只生嘉王赵扩一人，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独喜次子魏王赵恺子嘉国公赵抦。光宗时时感到恐惧不安，以为父亲欲废话自己皇位。李后及宦官遂不断离间挑拨，光宗心理压力巨大，终致无端猜疑与极度偏执之症。乃自此视重华宫为畏途，尽可能躲避孝宗不见，再不定省。天子孝行有亏，臣子皆上奏章劝谏过宫定省，光宗愈加固执疑惧，皇后又一味离间挑拨其父子关系，更加剧光宗病态。谢深甫等大臣苦谏，光宗终于传旨过宫探父，李后自屏风后出，呵斥使回。宗室赵汝愚屡为劝说，光宗却被皇后所探，至于反复无常。正是：嫉妒含醋尚可恕，离间父子怎可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