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威尼斯战舰撞碎金角湾的晨雾时，我妻子的撒丁岛匕首正抵在我肋间的旧箭伤上。这是1450年的双新年清晨，拜占庭的教堂钟声与奥斯曼的掘地声在狄奥多西城墙内外共振——而我的艾琳总能先于所有人听见毁灭的韵律。作为君士坦丁堡最优秀的制甲匠，我本可沉浸在双头鹰纹章的辉光里：三个孩子在露台追逐热那亚商船投下的阴影，撒丁妻子用珊瑚香料烹煮的晚餐氤氲着地中海的咸涩。直到那枚劈裂圣像的铜币从圣诞面包中滚出，直到岳父染血的渔网裹着奥斯曼密令冲上海岸，我才惊觉自己缝制的不是马鞍，而是绞索。城墙的裂缝中渗出珊瑚色的血，艾琳用故乡黑曜石刀剖开鳕鱼干，抖落的不是盐粒而是特拉布宗皇帝的叛国书简。当我们的女儿在坍塌的圣像画前用撒丁结绳法捆绑真相时，老父亲送来的青铜炮模型正在庭院喷泉里显影出末日坐标——1453年5月29日，凯尔卡门，由于守军的疏忽，未能关闭，从而成为了城市沦陷的致命弱点。看希腊火与撒丁渔网如何编织末日罗网，听圣咏与异教祷文怎样共鸣丧钟。当威尼斯镜甲映出妻子染血的婚戒，当奥斯曼炮火在婴儿摇篮刻下屠城倒计时，一个双文化家庭将成为帝国最后的显微镜。
